日本的所得格差

所谓“所得”，就是工作收入，“格差”是差距的意思。日本在战后发展时期，称为“一亿总中流”社会，就是说，大家的收入差距不大，都处于中产阶层。近年来，一直以来的“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逐渐被短期雇佣和能力主义所代替，人们收入的差距也越来越大。一般以基尼系数来衡量社会收入的差距程度。简而言之，就是把所有人的收入从小到大排列，然后求累积值，这样描出的曲线跟从头至尾连成的直线所围成的面积与该直线下的面积之比。在绝对平等的情况下，每个人的收入都完全相同，此时基尼系数为0；在绝对不平等的情况下，只有一个人占有所有的收入，其他人都是奴隶（收入为0），则基尼系数为1。

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调查统计，在日本，基尼系数从二战之后到1980年初一直持续下降，到1981年时，在所得再分配调整（即通过税收和社会保险费的收取以及社会保障的提供而调整）后，基尼系数为0.33。但是，从1984年开始，基尼系数变为上升趋势。到了2002年，所得再分配调整前的基尼系数上升到0.498，调整后为0.381。

基尼系数为0的社会不见得理想，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吃大锅饭”，于是就会出现滥竽充数者，也就是说，不努力工作，而白白享受平等的回报。而基尼系数过高，则会因为社会的不平等而引起动荡。一般在0.3左右时比较恰当，既有适当的竞争刺激，又不足以引起社会动荡。而0.4则是一条警戒线，超过了就可能成为社会不安定的因素之一。而超过了0.5，则变成不平等社会，很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由此可见，在2002年，日本的工资收入差距已经到了比较大的程度。不过，通过所得再分配的作用，把它调整成比较安定的程度。

OECD组织在2005年发表了世界各国的基尼系数的报告，按到手报酬计算。主要国家的顺序为：美、意、新西兰、英、日、澳、加、德、法、瑞士、挪威、芬兰、奥地利、荷兰、瑞典、丹麦。可见，日本是比较靠前的。令我意外的是，新西兰也比较靠前，因为新西兰以前是社会主义体制，后改为小政府的资本主义制度，但是一直给人以平静、安定的印象。加拿大则因为较高的税收而居日本之后。如果比较一下彼此相邻的美国和加拿大，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很多人会从加拿大到美国去工作了，因为对于能力强的人来说，基尼系数越大，所得到的回报就越高。欧洲各国（除英国外）则因为超高福利，而有十分低的基尼系数（都在0.2到0.3之间）。

下图是我根据日本国税庁“民間給与実態統計調査”的数据制成的日本年收分布图：

从图中看到，在1999年时，如果去掉年收700万日元以上的长尾巴，分布呈倒V字型，近似于以300~400万日元为中心的钟形分布。根据以往的结婚生子的经济要求，男性要有700万日元以上的收入，看来这些人的确属于比较高收入的人群了（前15%左右）。

到了2009年，分布曲线以年收300~400万日元处为界，发生了反向的变化：低于300万日元的比例增多，而高于400万日元的则减少。此时，“钟形”由于向左的偏移，而使得右侧变为500~600万日元，而高于600万日元的则进入了尾巴部分。这也跟结婚生子的收入基准“通货紧缩”到600万日元的情况相符。

对于少于100万日元的，除了的确收入极低的人外，根据我的猜测，恐怕退休后的年金收入者和打零工的主妇占了不小的比例。打零工的主妇一方面的确单位时间的收入较低，同时，为了避税，她们也刻意把收入限制在128万以内。真正令人担心的是年收100~300万日元的人的大幅增加。如果100~200万日元的人中还是包括了刻意限制收入的主妇的话，200~300万日元的人则是真的增加了。还有一种使低收入者比率增加的可能因素是女性劳动者的增加，或女性劳动者的职业生涯的延长。传统上，女性结了婚就辞职在家专心相夫教子。但是，由于经济的衰退和社会意识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在婚后继续留在职场。但是，根据统计数字，传统上男性的工资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直到50多岁后，随着不能上位的人的增加而使平均水平下降。但是女性的平均工资则在30岁后就出现下降，而30岁时也比同龄的男性要低。这样，就会使低收入者的比例增加。这使我想起了森永卓郎所著的“年収300万円時代を生き抜く経済学”系列书籍。书中预言了将来所得格差会越来越大，大多数人的年收会在300万日元之内。

顺便一提的是，在图中年收1000~1500万日元的地方出现了一个小幅上升，这并不是说超过1000万日元后比例突然增加，这只是因为这个范围比较大，是500万日元的幅度，而不是之前的100万日元的幅度，因此出现了上升。如果求其平均值，则必定低于900~1000万日元的比率。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年收2,000万日元以上的比率从1999年的0.3646增加到2009年的0.4128%，增加了0.0482%。这是年收400万以上部分的唯一的增加之处。这也进一步反映了收入格差的增大。

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常年的经济低迷和通货紧缩，使得公司不得不消减昂贵的人工开销，从而降低了正社员的数量，而大量雇佣报酬相对低廉的临时工作者，同时，又把大量的工作外包到人工费低廉的中国和其他东南亚诸国。这样，以前认为只要遵从社会的在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框架就能幸福生活的人们，突然从梦境中被唤醒，被抛到了不受保护的真实的世界中，因为一直以来都正常运转的这套机制突然出现了问题。在这样一种严峻的形势下，人们必须从被国家和社会制度保护的已经残缺不全了的环境中勇敢地走出来，看清外面的真实的世界，并学会如何在真实的世界里生存，因为改变自己毕竟比改变这个世界更容易、更现实。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不依存于社会、公司和他人，完全掌握自己的生活和未来。

另，附上2009年世界基尼系数地图如下（点击放大）。值得注意的是，香港的基尼系数居然如此之高，可与南美、非洲有的一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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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20130120）：

关于我国（中国）的基尼系数：

自2000年中国公布基尼系数为0.412后，国家统计局在随后的12年均未公布这一统计指数。2013年1月，官方终于再次逐一公布中国过去十年的基尼系数：在2008年达到0.491的峰值，近年来有所回落，2012年为0.474。业内对此持有不同看法。2012年12月，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家庭的基尼系数为0.61（iDog注：这样就超过了香港的水平，跟非洲的少数国家同属超过了0.6的地区）。世界银行测算的中国基尼系数2008年是0.474。

经济学家马光远指出，即使是按官方的基尼数据来比照，0.4以上也意味着我国是世界上贫富差距较大的国家之一。他认为下一步要加快推进收入分配调整，改变收入分配结构，提升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

来源：南方都市报（2013年1月19日）